#一穗 前天，飯腳朋友在群裡說：「十九年前，周星馳在《少林足球》裡說，『人如果沒有夢想，和鹹魚有什麼分別？』，今天，我們開始懷疑夢想，盤算代價，接受平庸。……這就是我。」她的話引自隨後發上來的文帖《如何當一條合格的鹹魚》，作者是微信公眾號「看理想」的編輯部，其文主要因日劇《我的事說來話長》而起，昨天看了一集，挺喜歡的；文章也剛速讀完，抄抄其中段落：「《我的事说来话长》讲述了年过三十的岸边满的“啃老”生活，他曾经踌躇满志地要开咖啡厅，创业失败后便打消了工作的念头，主要靠母亲的零花钱低欲过活。这样一种充满了“道德瑕疵”的叙事，却在豆瓣获得了9分的高分，足以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啃老故事。……毫无疑问，我们身处的世界运转速度越来越快。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，我们不仅是被剥削的蝼蚁，更是自我剥削的主体，但却浑然不自知。在工作压力堆积成山，生存条件并未见好，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的今天，年轻一代的欲望急速收缩、下坠。不奢望买房，不打算生育，没有存款，把理想放置房间角落，任由它铺满尘埃。……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滑入了平成大萧条，给如今低欲社会的种种衰败奠定了基础。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其著作《低欲望社会》中指出，90年代的许多中年人以为房价会上涨而在不动产高价时买房，结果房价没涨，自己的人生却从此陷入偿还高价房贷的无底洞。受上一辈和全球化社会的影响，当代日本年轻人一方面目睹了房奴的梦魇，一方面不再愿意固定在一个地方。此外，经济不景气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许多公司习惯聘用大量短期合同工，即日剧中常见的派遣员工。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都只能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谋生，他们无福利保障，基本不可能承担房贷。……老年化社会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劳动力的匮乏，更在于年轻人丧失了生活源动力，继而缺乏创造的想象力。这是导致国家经济和民族文化衰退的根本原因。我们可以说，一个跷跷板接驳着生存动力和创造力。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，生存压力越重，创造力就越贫瘠。……最近十年，越来越多商家试图推出“稍贵”的系列产品，例如7-11的“Premium”系列，戴森的无风叶高级吹风机等。尽管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，人们却依然愿意持续购买这些稍贵，却不是必需的物品。通过购买一些更高级的产品，人们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更好了，然而支付给“稍贵”产品的那部分钱，很可能是人们通过压榨另一些更基础的需求而得来的。由消费主义驱动的物欲也渐渐取替了更宏大的社会建设责任，诸如生育和买房等。在这种“消费盛况”中，大前研一注意到，日本年轻人的持房率正在大幅降低，而中年人的持房率却在上升。这意味着，年轻人与中年人的阶级差距仍在加剧。……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社会充斥着旺盛的干劲。日本人眼看自己的国家崛起，人人都满怀斗志，愿意为经济发展大干一场，以睡眠换工作，以工作换经济。就这样，人们争分夺秒地埋头苦干，“好好地睡觉”也就逐渐变成了“我还不够努力”的体现，而在地铁上，公车上，教室里，甚至是会议室里打盹儿，则变成了“我很努力工作”的符号。……越来越多人活得像这么一台无法喊停的工作机器。他们找不到奔跑的终点，生活焦点逐渐迷失，状态疲软，欲望下沉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日本年轻一代流行起了一种叫“穷充”的生活方式，意为穷但充实。这部分年轻人的心态是，既然无法改变贫穷，那就凑合着过。他们对发展亲密关系不感兴趣，每天穿优衣库，吃便利店便当也无妨，至少工作忙碌让生活看起来很充实。忙碌状态证明人还活着，即便这很可能是“碌碌无为”。…… 功绩社会所提倡的“你可以”、“你能够”伴随着一种积极的“自由感”，这种剥削因其肯定性而变得更为隐蔽，也更难逃脱。一种极端的逃离便是阉割工作身份，回归乡村低欲地生活，或者完全依附于家庭成员和伴侣。这些做法听起来犬儒（註：古希臘犬儒學派的本意是通過正確的訓練，不被一切世俗的事物，包括宗教、禮節、慣常的衣食住行方面等習俗而產生的欲望束縛，提倡對符合自然規律的道德／優秀品質的追求，同時過着極簡樸而非物質的生活。），却可能有用，且在日本越来越成气候。……一条合格的“咸鱼”，并不是想当就能当，因为放下欲望，适时放弃，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。法国哲学家勒内·基拉尔曾提出著名的“三角欲望”理论，即在我们和欲望之间，往往还有一个他者作为参照物，诱发了我们的欲望。也可以简单理解为“欲他人之欲”。剧中的满，是个出门连手机都不带的人，因为他确信没人会打来电话。他放下了大部分社会身份，只留下亲人关系，因此他也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功绩社会的压榨，免于成功学的洗脑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满的故事的确存在道德上的漏洞，但这不妨碍它告诉我们，在“可能性”过载的环境中，人也许更需要断舍离的时刻，去弄清楚什么才是必需的，以及生活的具体目的是什么。……所谓自由，无关地位，无关物质，它关乎我是否清楚我是谁，我在干什么，以及我要到哪里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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