開往中國的 Slow Boat／村上春樹 1980
（賴明珠 譯）
開往中國的 Slow Boat
想載著你同行
船是租來的
只有我倆同行......（老歌）
１.
我第一次遇見中國人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？
這篇文章，就從所謂考古學式的疑問出發。各種出土品上貼著各式標籤，分門別類地進行分析。
話說第一次遇見中國人，是什麼時候的事呢？
1959 年，或 1960 年是我的推定。 哪一年都可以，哪一年都沒有什麼大差別。 正確地說，是完全沒有差別。對我來說，1959 年或 1960 年，就好比一對穿著不起眼衣服的雙胞胎醜兄弟。就算能穿過時光隧道回到那個時候，相信要區別 1959 年和 1960 年，對我也會是相當辛苦的。
雖然如此，我還是很有耐心地繼續我的作業。堅硬的洞穴越挖越寬，新的出土品雖然不多，卻也開始現出它的姿態了。
對了，那年正是約翰生和巴達生爭奪重量級拳擊冠軍的一年。這麼說，到圖書館去翻翻舊的新聞年鑑體育版就行了。這應該可以解決一切。
第二天早晨，我騎著腳踏車到附近的區立圖書館去。
圖書館大門旁邊，不知怎麼會有雞籠子。雞籠子裡五隻雞正吃著略遲的早餐，或略早的午餐。天氣非常好，因此我在進圖書館之前，先在雞籠旁邊的舖石上坐下，決定抽一根煙。並且一面抽煙，一面望著雞吃飼料的樣子。那些雞非常忙碌的啄食著飼料箱，牠們實在是太急躁了，那用餐的景氣，簡直就像早期格數較少的快動作新聞影片。
抽完那根香煙，我體內確實有了什麼變化。不知道為什麼？可是就在不知為什麼的情況下，新的我隔著五隻雞和一根香煙的距離，向我自己提出兩個疑問。
第一個問題是：到底誰會對我第一次遇見中國人的正確日期感興趣？
另一個問題是：在日照充足的閱覽室桌上放著的舊新聞年鑑和我之間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彼此能分享的東西存在呢？
很正當的疑問。我在雞籠前面又抽了一根煙，然後騎著腳踏車與圖書館和雞告別。因此，天上的飛鳥沒有名字，我那記憶也沒有日期。
本來，我大多的記憶都沒有日期。我的記憶力非常不確實。因為實在太不確實了，我往往覺得我在拿這不確實向誰證明什麼似的。但是到底要證明什麼？我也不清楚。大概要正確把握不確實的東西所證明的事，本來就不可能吧？
總而言之，我的記憶，就是像這樣非常地含糊不清。有時前後顛倒，有時事實與想像交錯，有時我自己的眼睛和別人的眼睛混在一起。這種東西或許已經不該稱為記憶了。透過我小學時代（戰後民主主義那可笑而可悲的六年之間落日的每一天）能夠正確而清晰地回憶起來的事，只有兩年。一件是有關中國人的事，另一件則是某個暑假下年舉行的棒球比賽。在那場棒球比賽，我是中堅手，在三局後半，發生腦震盪。當然我不會沒有理由就突然發生腦震盪，我們球隊那次比實時，只能使用附近高中運動場的一個角落，這是那天我得腦震盪的主要原因。換句話說，我為了全速追捕中央高飛球時，迎面撞上了籃球架。
我醒來時是躺在葡萄棚下的長椅上，天開始暗下來，水灑在乾燥的操場所發出的氣味，和當枕頭用的新手套的皮味最先撲進我的鼻子。接著是倦怠的側頭部疼痛。我好像說了什麼，自己並不記得，是陪著我的朋友，後來告訴我的。我大概是這樣說的：沒關係，只要拍掉灰塵還可以吃。
這種話是從那裡冒出來的，我現在還弄不清楚。也許是正在做夢吧？可能做一個正在搬運午餐麵包時，從樓梯上滾下來的夢吧！除此之外，就沒有任何能夠從這句話聯想起來的情景了。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現在那句話還常常在我的腦子裡打轉。
沒關係，只要拍掉灰塵還可以吃。
然後那句話便停留在腦子裡，使我想到所謂我這樣一個人的存在，和所謂我這樣一個人不得不經歷的道路。然後試著想那種思考必然會到達的一點——死。死這件事，至少對我來說，是一件非常茫漠的作業。而且不知道為什麼，死使我想起中國人。
２.
港都的山坡上有一所中國人的小學（名字我完全忘了，因此以後為了方便起見，就稱為中國人小學吧。稱呼有些奇怪，請原諒）。我去那裡，那是因為我被派參加一個模擬考試，考試的會場分為好幾個地方，但我們學校只有我一個被指定派去中國人小學。理由不太清楚，大概是行政上的錯誤吧。因為班上的同學，都被派到附近的會場去。
中國人小學？
我每捉到一個人，不管是誰，就問他知不知道有關中國人小學的事。沒有人知道任何事。如果說有，也只是知道那所中國人小學在離我們校區，坐電車要三十分鐘的地方。當時的我，並不屬於那種一個人坐電車到那裡去的孩子。因此對我來說，那簡直就等於世界盡頭一樣的地方。
世界盡頭的中國人小學。
兩星期後的星期天早晨，我懷著可怕的黯淡心情，削了一打鉛筆，按照指示把便當和拖鞋塞進塑膠書包裡。雖然是一個天氣晴朗、甚至有些太暖和的秋天裡的星期天，我母親還是給我穿上一件很厚的毛衣。我一個人搭上電車，為了怕坐過站，一直站在車門前面，注意著外面的風景。
去中國人小學，不需要看准考證背後印的地圖，只要跟著一群書包被拖鞋和便當漲滿的小學生後面走，就行了。幾十個、幾百個小學生排著隊，在很陡的斜坡道上，朝著同一個方向走。說奇妙也真是奇妙，他們既不在地上拍球，也不會拉低年級的帽子，只是默默地走著。他們的姿勢，使我想起不整齊的永久運動的東西。我一面走上斜坡，一面在厚毛衣下流著汗。
跟我模糊的想像正相反，中國人小學的外觀，和我唸的小學幾乎沒什麼不一樣。甚至更整潔。陰暗的長廊、濕濕的霉臭空氣……這兩星期來不由自主地在我腦子中膨脹著的那種印象一點也看不到。穿過漂亮的鐵門，被植物包圍著的石砌道路便緩緩伸出弧形，長長地延伸進去。玄關正面有一方清澈的水池，在上午九時的太陽下反射著眩目的陽光。校舍旁種著成排的樹木，一一掛著中文說明的牌子。有些我會讀，有些我不會讀。玄關對面有一個庭院似的、被校舍圍起來的四方形運動場，在每個角落裡，有個不知名的銅像、氣象觀測用的白色小箱子和鐵棒等。
我遵照指示，在玄關脫掉鞋子，遵照指示進入教室。明亮的教室裡，整齊地排列著四十張雅緻的上翻型書桌，在每張桌上都用膠帶貼著寫有准考證號碼的紙片。我的座位是在窗子邊最前面一排，也就是這教室裡最小的號碼。
黑板是嶄新的深綠色，講桌上擺著粉筆盒和花瓶，花瓶裡插了一朵白菊花。一切都那麼清潔，而且排列整齊。牆上的軟木板上既沒有貼圖畫、也沒貼作文。大概是妨礙考生，特地取下來的吧。我在椅子上坐下，把鉛筆盒和墊板擺在桌上，手支著下巴，閉起眼睛。
監考官把考卷夾在腋下走進教室，是在大約十五分鐘以後，他看來不會超過四十歲，左腳有點在地上拖著似的輕微跛足，左手拿著一隻看來像登山口的土產店賣的粗製濫迼的櫻材手杖。他跛得太自然了，使得那手扙的粗糙特別醒目。四十個應考生一看見監考官，或者應該說是一看見考卷，就安靜下來。
監考官走上講臺，先把整疊考卷放在桌上，其次發出小鳥般的聲音，把手杖擺在旁邊。然後他確認一下所有的座位都沒缺席後，乾咳一聲，輕瞄一下手錶，他好像要支持身體似的，把兩隻手支著講桌的兩端，臉朝正前方抬起，暫時望著天花板的角落。
沈默。
十五秒左右，那每一秒繼續沈默著。緊張的小學生們屏息凝視著桌上的考卷。腳不好的監考官則一直盯著天花板的角落。他穿著淺灰色西裝白襯衫，繫著那種令人看過之後就會立刻忘記顏色和花樣的領帶。他把眼鏡摘下來用手帕慢慢擦著兩邊的鏡片，然後又戴上。
「本人負責監考這場。」他說本人。「考卷發下去以後，請先蓋在桌子上。絕對不可以朝上。兩隻手請好好放在膝蓋上。等我說：『好——』才可以把考卷翻過來。時間到的十分鐘前，我會說『十分鐘前』。請再檢查一遍，有沒有不該有的錯誤。其次我說『好——』就停止。再把考卷蓋起來，兩手放在膝蓋上。知道了嗎？」
沈默。
「姓名和准考證要最先寫好，請各位不要忘記。」
沈默。
他再看了一次手錶。
「現在，還有十分鐘時間，在這時間裡有一些話想跟各位講一下。請大家放輕鬆。」
呼——，有幾起透氣聲。
「本人是這所小學的中國老師。」
對了，我就是這樣認識第一位中國人的。
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中國人。不過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。因為我以前從來也沒有遇見過中國人。
「在這間教室，」他繼續說：「平常都是和各位同樣年齡的中國學生，跟各位一樣拼命地努力用功。……正如各位所知道的，中國和日本說起來是兩個相鄰的國家。為了大家都能愉快地生活下去，相鄰的國家不得不互相友好，對嗎？」
沈默。
「當然我們兩個國家之間，有些地方很像，也有些地方不像。有些方面互相瞭解，有些方面卻互相不瞭解。這點只要各位想一想，你們的朋友不也是一樣嗎？不管多麼要好的朋友，還是會有些不瞭解的地方。對嗎？我們兩國之間也一樣。不過只要努力，我們一定能變成好朋友，我這樣相信。因此，我們要先互相尊敬對方。這是……第一步。」
沈默。
「例如，請各位想一想。如果各位的學校，有很多中國人的孩子來考試。就像各位現在來這裡一樣，現在各位的桌椅上，正好有中國小孩坐著。請這樣想一想。」
假定。
「星期一早晨，各位到學校去，走到自己的座位，結果怎麼樣呢？桌上到處
刻著字、椅子上粘著口香糖、書桌裡的拖鞋不見了一隻。那麼，你會覺得怎麼樣？」
沈默。
「例如你！」他真的就指著我。因為我的准考證號碼最小。
「你會很高興嗎？」
大家都看著我。
我臉漲得通紅，一面慌忙搖搖頭。
「你會尊敬中國人嗎？」
我又搖了一次頭。
「所以，」他重新面向正面。大家的眼睛，也總算又轉回書桌的方向。「各位也不能在書桌上刻字，或把口香糖粘在椅子上，或亂翻書桌裡面的東西。知道了嗎？」
沈默。
「中國學生都會更清楚地回答噢。」
「知道了。」四十個小學生一起回答。不，三十九個。我已經連嘴都張不開了。
「好！請各位抬頭挺胸。」
我們抬起頭挺起胸。
「然後拿出信心來。」
二十年前的考試，結果如何現在已經完全忘記了。我所能想得出起來的，只有走在斜坡路上小學生的姿態，和那位中國老師的事。
然後過了六年或七年，高中三年級時的秋天，正好同樣舒服的星期天下午，我和一個同班女生走在同一條斜坡路上。我正暗戀著她，她對我怎麼想我可不知道。總之那是我們第一次約會，兩個人從圖書館回來的路上。我們先走進斜坡路正中間一帶路旁的喫茶店，喝咖啡。然後我跟她提到那所中國人小學的事。我說完她吃吃地笑起來。
「好奇怪喲。」她說。「我也在同一天，在同一個考場考試。」
「真的？」
「真的啊。」她一面把奶精注入薄薄的咖啡杯邊緣一面說。「不過好像是不同一間教室。我沒聽到那樣的演講。」
她拿起湯匙，攪拌了幾次。
「監考的老師是中國人嗎？」
她搖搖頭。「我不記得了。因為沒想到這種事啊。」
「妳有沒有刻字？」
「刻字？」
「在桌上啊。」
她嘴唇還一直碰著杯子邊緣，想了一下說。
「嗯，到底有沒有？記不得了。」她說著微微一笑。「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」
「可是，桌子亮亮的好乾淨啊。不記得了嗎？」我問。「嗯，對，好像是噢。」她似乎不太有興趣地說。
「怎麼說呢？整個教室有一種感覺非常光滑的味道。我沒辦法形容得恰當，不過真的好像有一層薄紗籠罩著似的。而且……」說著，我右手拿著咖啡匙的把柄，想了一想。「還有，四十張書桌，全部都閃閃發光。黑板也是非常乾淨漂亮的綠色噢。」
我們沈默了一會兒。
「你覺得沒刻字嗎？想不起來？」我又問了一次。
「嗯，真的想不起來了。」她一面笑一面說。「被你這樣一說，好像也不見得沒有，不過因為那麼久了……」
也許她的說法比較正常。那麼多年前，在什麼地方的桌上有沒有刻字，誰還會記得。一方面是太久了，何況，也是可有可無的事。
送她到家以後，我在巴士上閉起眼睛，試著想像一個中國少年的姿態，一個發現自己桌上有人刻了字的中國少年的姿態。
沈默。
３.
高中因為是在一個港都唸的，因此我周圍有相當多的中國人。說是中國人，其實跟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。而且他們也沒有什麼共同的明顯特徵。他們每一個人之間可以說千差萬別，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和他們都完全一樣。我常常想，每個人的個體性真奇妙，是超越一切類別和一般理論的。
我們班上也有幾個中國人。有成績好的，也有成績差的；有活潑外向的，也有沈默內向的。有住豪華住宅的，也有住採光不良、六疊榻榻米、一房一廚的公寓的。什麼樣的都有。可是我並沒有和他們之中的誰特別親近。大體說來，我的個性並不屬於碰到誰就跟誰親近的那一型。不管對方是日本人、中國人、或什麼人，都一樣。
我跟他們之中的一個，大約在十年後偶然遇見了，不過這件事我稍後再提比較好。
舞臺移到東京。
從順序上來說——也就是除了不太親近，沒談過多少話的中國同班同學之外——對我來說，第二個遇到的中國人，應該是大學二年級春天，在打工的地方認識的一個不太說話的大學女生。她跟我一樣十九歲，個子小小的，仔細想來也不能說是不漂亮。我跟她在一起工作了三星期。
她工作得非常熱心。我也跟她感染而熱心地工作，不過我從旁邊看著她工作的樣子，覺得我的熱心和她的熱心，本質上好像完全不同。也就是說，我的熱心是「如果一定要做點什麼的話，熱心本身就是價值。」這種意思的熱心。而相對的，她的熱心是比較接近人性存在根本的那種東西。雖然我無法恰當地說明，不過她的熱心裡，似乎有一種她周圍的一切日常性、全都靠那熱心勉強支持著似的奇妙迫切感。因此大部份人都跟她的工作步調無法配合，中途都會生氣起來，到最後能夠不吵架而一直跟她一起作業的，只有我一個。
雖然這麼說，我並沒有特別跟她親近。我跟她第一次像樣地交談，是在開始一起工作後一星期左右。她那天下午，大概有三十分鐘，陷入一種恐慌狀態。這是她第一次這樣。一開始只是一點點錯誤，這在她腦子裡漸漸擴大，終於變成無法挽回的巨大混亂。在那之間她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裡。她那樣子，使我想起夜晚的海上慢慢下沈的船。
我把一切作業停止，扶她坐在椅子上，把她握得緊緊的手指一根一根扳開，拿熱咖啡給她喝。然後跟她說明沒什麼不得了的。不是根本上的錯，就算錯的地方重頭再來一遍，也不會讓工作延遲多少。喝了咖啡之後，她好像稍微鎮定下來了。
「對不起。」她說。
「沒關係。」我說。
然後我們閒聊了一下。她說她是中國人。
我們的工作場所，是一家小出版社陰暗而狹窄的倉庫。工作簡單而無聊。我接到傳票，按照指示抱著幾本書送到倉庫入口。她把書用繩子綁起來，查對一下底帳。其實只不過如此而已。再加上倉庫裡沒有任何暖氣設備，為了不被凍死，我們雖不願意也不得不拼命忙著工作。
中午休息時間一到，我就到外面吃一頓溫暖的午餐，在休息結束前的一小時裡，一面讓身體暖和暖和，兩個人一面呆呆地看報紙、雜誌。偶而高興時也聊聊。她父親在橫濱經營一點進口生意，大部份的貨，是從香港來的拍賣用便宜布料。雖然說是中國人，但她卻生在日本，沒去過大陸、香港或臺灣。她唸的小學，是日本小學，不是中國人的小學。她在一家女子大學唸書，將來想當翻譯。現在和哥哥一起住在駒馰仆公寓。或者借她的表現方式，是滾進她哥哥家。因為她跟她父親脾氣不合。我對她知道的，大概就是這些。
那年三月的兩個星期，隨著偶而夾帶著雪花的冷雨而過去了。打工最後一天的傍晚，在管理課領到薪水以後，我邀她去新宿一家以前我去過幾次的狄斯可舞廳。
她歪著頭想了五秒鐘，然後說她很高興去。「不過我沒跳過舞噢。」
「那簡單。」我說。
我們先到餐廳喝啤酒、吃脆餅，慢慢用過餐，才去跳了兩個鐘頭的舞。舞廳裡充滿了舒服的溫暖氣氛，空氣中飄著汗的味道，和有人燒香的氣味。流汗了就坐下來喝啤酒，汗不流了就再跳。偶而有閃光燈閃亮，在閃光燈中的她，就像舊照片簿裡的相片一樣漂亮。
跳了幾曲以後，我們走出舞廳。三月夜晚的風雖然還冷冷的，可是仍然能感覺得出春天的預感。因為身體還熱熱的，所以我們把大衣抱在手上，漫無目標地在街上走。到遊樂中心看看、去喝喝咖啡，然後又走著。春假還剩一半，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們十九歲。如果興致一來，我們甚至可能走到多摩川邊。
時鐘指著十點二十分時，她說差不多該回去了。「我十一點前必須回去。」
「好嚴格噢。」
「對，我哥哥滿嚕嗦的。」
「別忘了鞋子噢。」
「鞋子？」她走了五、六步以後，才不好意思地笑一笑。
「啊，你說灰姑娘啊，沒問題，不會忘記。」
我們走上新宿車站的樓梯。並排在長椅上坐下。
「再邀妳可以嗎？」
「嗯。」她咬著嘴唇點了幾下頭。
「一點都沒關係。」
我問了她的電話號碼，用原子筆記在狄斯可舞廳的紙火柴背面。電車來了我送她上車，說一聲再見。今天很高興，謝謝！再見。門關上了，電車發動以後我點起一根煙，目送著綠色的電車消失在月臺盡頭。
我靠著柱子，就那樣把煙抽到最後。而再一面抽著煙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發現心情奇妙地浮動。我用鞋跟把煙踩熄。然後又點起一根新的煙。各種街上的聲音，在昏暗中滲透著。我閉上眼睛，深深吸入一口氣，慢慢搖搖頭。這樣還是無法讓心情平靜。
應該沒有什麼不妥的事，就算不是做得很漂亮，不過以第一次的約會來說，我自認為做得相當好，至少程序上是規規矩矩的。
可是我腦子裡，還是有什麼東西卡住。有什麼非常小的東西，就是確實有某個地方不對勁。我知道有什麼不對勁。
那不知道是什麼，等我想到時已經花了十五分鐘。我花了十五分鐘，才好不容易發現自己做了一件大錯特錯的事。傻瓜！毫無意義的錯誤。可是正因為沒有意義，才使那錯誤更可笑。也就是說我送她坐上反方向的山手線了。
為什麼會這樣呢？不曉得。我住的地方在目白，所以她只要跟我坐同一班列車就可以的。啤酒？也許是吧。或者因為我腦子裡塞滿了我自己的事。總之有什麼東西流向相反的方向去了。車站的鐘指著十點四十五分。她一定不能在限制的時間內趕回家，如果她不早一點發現我的錯，而改搭反方向的電車的話……。她大概不會吧，這是我模糊的預感。就算她早發現，不，譬如就算在車門關上以前就發現了，也來不及了。
她出現在駒仆車站時，是十一點過十分。當她看見站在樓梯旁邊的我時，竟無力地笑了。
「搞錯了。」我跟她面對面，這樣說。她默不作聲。
「不曉得為什麼，總之搞錯了。一定是怎麼樣了。」
「……」
「所以我在這裡等著，想跟妳道歉。」
她兩隻手放在大衣口袋裡，撇撇嘴。
「真的搞錯了嗎？」
「什麼真的……當然哪。不然怎麼會變成這樣呢？」
「我以為你是故意的。」
「我？」我不知道她要說什麼。「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「不知道。」
她的聲音好像現在就會消失了似的。我拉起她的手讓她坐在長椅上，我也並排坐下。她把腳伸到前面，眼睛盯著白色的鞋尖。
「妳好像以為我是故意的？」我試著這樣再問一次。
「我想你是生氣了。」
「生氣？」
「嗯。」
「為什麼？」
「因為……我說要早點回去。」
「女孩子一說要早回家就生氣，那身體不氣壞才怪。」
「要不然一定是跟我在一起覺得很無聊。」
「怎麼會呢？是我邀妳的啊。」
「可是你覺得沒意思，對嗎？」
「才不呢。我覺得很快樂，不騙妳。」
「你騙我。跟我在一起才不快樂呢。就算你真的是搞錯了，那也是你潛意識
裡希望這樣的啊。」
我嘆了一口氣。
「你不必介意。」她說。「這種事不是第一次，一定也不是最後一次。」
從她的眼睛湧出兩滴眼淚，滴落在大衣的膝上發出聲音。
我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我們就維持那種姿勢一直沈默著。電車開進來幾輛，把乘客吐出來，他們的形影消失在樓梯外，又恢復了沈靜。
「請你不要再管我了。」
我什麼也說不出來，一直沈默著。
「真的沒關係。」她繼續說。「說真的，跟你在一起的時候，我覺得非常快樂。很久沒有這樣快樂了。所以我好高興。我還想一切都會很順利的。甚至你送我坐上山手線的反方向時，我也想算了沒關係。一定是弄錯了。可是……」她的聲音咽住了，淚滴把她大衣的膝上染黑一大片。
「可是，等電車過了東京車站以後，一切都變得令人心煩。我想我再也不要碰到這種事，再也不想做夢了。」
這是她第一次說這麼長的話。她說完以後，漫長的沈默又在我們之間延續下去。
「對不起，是我不好。」我說。深夜的寒風，把晚報翻弄著，送到月臺盡頭去。
她把被眼淚沾濕的瀏海往旁邊撩，微笑起來。「沒關係，這裡差不多也不是我該呆的地方了。」
她所說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是指日本這個國家，還是指黑暗的周遭正團團圍住的這個岩塊。我默默牽起她的手放在我膝上，再把我的手悄悄疊在上面。她的手暖暖的，裡面濕濕的，那些微的溫暖，喚起了我心中長久以來已經遺忘的若干回憶。我終於鼓起勇氣開口了。
「我們從頭試一次好嗎？……我確實對妳的事幾乎完全不瞭解。不過，我想知道更多。而且我覺得瞭解妳越多，我會更喜歡妳。」
她什麼也沒說。只有她的手指在我手中微微動了一下。
「我想我們一定會相處得很好。」我這樣說。
「真的嗎？」
「大概吧。」我說。「雖然不能保證，不過我會努力。而且，我希望更坦誠相對。」
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「我想明天再見，可以嗎？」
她默默點頭。
「我會打電話給妳。」
她用手指尖擦擦眼淚的痕跡，然後兩隻手插回大衣口袋。「……謝謝你。給你添了不少麻煩。」
「妳沒有理由道歉。是我搞錯的。」
於是那天夜裡，我們就分手了。我一個人還一直坐在長椅上點起最後一根煙，把那空盒子丟進紙屑籠。時鐘已經指著將近十二點。
當我發現那天夜晚所做的第二件荒謬錯誤時，是在那之後的九小時後。那實在是太荒唐、太致命的過錯了。我竟然把寫有她電話號碼的紙火柴，也和香煙空盒子一起丟掉了。打工處名簿上和電話簿上，都沒有她的電話號碼。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見過她。
她是我所遇見的第二個中國人。
４.
第三位中國人。
他正如我前面所寫過的，是我高中時代認識的。可以算是朋友的朋友。曾經說過幾次話。
我們的相遇，幾乎沒有什麼戲劇性。既沒有十九世紀英國冒險家李文史東和史坦雷的相遇那麼戲劇化，也沒有二次大戰的山下大將和帕西瓦爾中將的邂逅那麼明暗分明，更沒有凱撒和獅身人面獸的邂逅那樣充滿光榮，或像歌德和貝多芬的邂逅那麼火花迸裂。
如果一定要拿歷史事件（雖然那是否具歷史性仍大有疑問）來比喻，和從前我在少年雜誌上讀過的太平洋戰爭中，一個激戰的島上有兩名士兵邂逅的故事，可能最為接近。一名是日本兵，一名是美國兵。兩個脫離隊伍迷路的士兵，在叢林空地上面對面地碰上了。雙方都來不及舉槍，正在迷迷糊糊，有一名士兵（不知道是哪一邊？）突然舉起兩隻手指行了一個童子軍式的敬禮，對方的士兵也反射性地舉起兩隻手指行了一個童子軍式的答禮。然後兩個人槍都沒舉起，就默默各自歸隊去了。
我那時二十八歲，結婚以來六年的歲月已經流逝。六年裡我埋葬了三隻貓，燒掉了幾個希望，把若干痛苦捲在厚毛衣裡埋進土裡。一切都在這無從掌握的大都市裡進行。
那是一個像被冰冷的薄膜包裹著的十二月下午。雖然沒有風，空氣卻相當冷。偶而由雲間溢出來的光線，無法趕走覆蓋著街上的暗淡灰影。我從銀行回來的路上，走進一家面向青山道路，裝著玻璃窗的安靜喫茶店，點了咖啡，翻著剛買的小說，小說看膩了就抬起頭，望著街上絡繹不絕的車水馬龍，然後又再看書。
「嗨！」那男的說。並且嘴裡叫出我的名字。
「對吧！」
我嚇了一跳，眼睛從書上抬起，說：「對」。我不記得他的臉。年齡和我差不多，剪裁很好的海軍藍西裝領外套、顏色挺配的軍裝型領帶，雖然裝扮整齊，但一切都像有點磨損的印象。相貌也一樣，雖然五官端正，但仔細看來又好像缺少了什麼，浮在他臉上的表情，好像又是為了配合這場所而臨時收集一些碎片拼湊起來似的，那種感覺。就像宴會桌上湊和著排列山不成套的杯盤。
「可以坐嗎？」各自歸隊去了。
我那時二十八歲，結婚以來六年的歲月已經流逝。六年裡我埋葬了三隻貓，燒掉了幾個希望，把若干痛苦捲在厚毛衣裡埋進土裡。一切都在這無從掌握的大都市裡進行。
那是一個像被冰冷的薄膜包裹著的十二月下午。雖然沒有風，空氣卻相當冷。偶而由雲間溢出來的光線，無法趕走覆蓋著街上的暗淡灰影。我從銀行回來的路上，走進一家面向青山道路，裝著玻璃窗的安靜喫茶店，點了咖啡，翻著剛買的小說，小說看膩了就抬起頭，望著街上絡繹不絕的車水馬龍，然後又再看書。
「嗨！」那男的說。並且嘴裡叫出我的名字。
「對吧！」
我嚇了一跳，眼睛從書上抬起，說：「對」。我不記得他的臉。年齡和我差不多，剪裁很好的海軍藍西裝領外套、顏色挺配的軍裝型領帶，雖然裝扮整齊，但一切都像有點磨損的印象。相貌也一樣，雖然五官端正，但仔細看來又好像缺少了什麼，浮在他臉上的表情，好像又是為了配合這場所而臨時收集一些碎片拼湊起來似的，那種感覺。就像宴會桌上湊和著排列山不成套的杯盤。
「可以坐嗎？」
「請。」我說。沒有其他可說的。他在對面坐下來，從口袋拿出香煙和打火機。也不點火只放在桌上。
「想不起來嗎？」
「想不起來。」我放棄再想，乾脆這樣告白。「很抱歉，我經常都這樣，不太記得人家的臉。」
「那是因為你想忘掉過去的。一定潛意識裡是這樣的噢。」
「也許吧。」我承認，確實可能是這樣。
女服務生送水來，他點了亞美利加咖啡，並說要非常淡的。
「我胃不好，其實醫生叫我咖啡和煙都要禁的。」他嘴上一直掛著無可挑剔的微笑，把玩著放在桌上的香煙盒。「對了，剛才話才說了一半，我因為同樣的理由，卻記得過去的每一件事，一件也不漏，真是奇怪得很。我越想忘記，就越是想起各種事來。真傷腦筋。」
我意識的一半，正為了獨自享有的時間被打攪而心煩，可是另一半卻開始被他的談話術所吸引。
「而且真的是栩栩如生地記起來喲。從那時候的天氣開始，到氣味為止。有時候，連自己也弄不清楚，到底真正的我，是活在哪裡的我？你有沒有這樣感覺過？」
「沒有。」雖然無意如此，可是我的話聽起來卻非常冷淡。不過對方絲毫沒有受傷的樣子，卻很快樂似地點了幾次頭繼續說：
「所以我還非常記得你的事，我剛剛在路上走著，透過玻璃窗一眼就認出你了，叫你一聲倒是打攪你了啊？」
「不。」我說。「不過我怎麼也想不起來，我覺得非常抱歉。」
「沒什麼好抱歉的。因為是我自己硬要找你的。請不要介意。到了該記起來的時候自然會記起來。就是這麼回事。」
「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，我不太喜歡猜謎語。」
「這不是猜謎語呀，也就是說，現在的我等於是沒有名字一樣，確實我以前是有個像樣的名字的，一個還沒弄髒閃閃發亮的東西。」他於是心情頗佳地笑笑。「這個你記得也好，說真的，不記得也好，不管怎麼樣我都幾乎沒有關係喲。」
咖啡送來了，他一付並不好喝似地啜著。我沒辦法捕捉他話中的真義。
「因為實在有太多水從橋下流過了。高中時代英語教科書上不是這樣寫著嗎？還記得嗎？」
高中時代？
「十年都過去了，很多事也真的都變了。當然現在的我，十年前應該是存在的，事實上感覺卻不對。好像我自己的內容有那裡變了似的，你覺得呢？」
「我不知道啊。」
他交抱雙臂，身體深埋進椅子裡，這下真的露出怎麼回事的表情了。
「結婚了嗎？」他維持那種姿態這樣問我。
「嗯。」
「孩子呢？」
「沒有啊。」
「我有一個噢，男孩子。」
小孩子的事到此打住，我們落入沈默。我含起一根香煙，他就用打火機幫我點火。
「那麼你在做什麼？」
「做一點小生意。」我回答。
「生意？」他嘴巴張開好一會兒才這樣說。
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生意。」我這樣打著迷糊眼。
「不過我真驚訝啊。你居然在做生意。看起來不大適合的樣子。」
「是嗎？」我說。
「以前你老是在看書。」他一付不可思議的樣子繼續說著。
「書是現在也還在看哪。」我一面苦笑一面說。
「你不看百科全書嗎？」
「那個啊，有的時候當然也看吧。」
「其實，我現在就在到處賣百科全書。」
到現在為止，心中還占有一半成分對那男人的興趣，轉瞬之間便消失了。我嘆了一口氣，把香煙在煙灰缸揉熄。覺得臉都有點漲紅了似的。
「想倒是想要，不過現在沒錢，我才好不容易開始還貨款呢。」
「喂喂！別這樣，沒什麼好羞恥的啊，我跟你一樣窮。抬頭看見的是同一個天空，就這麼回事。而且我也並不打算向你推銷。說真的，我可以不必賣給日本人，怎麼說好呢？這是契約規定的。」
「日本人？」
「對，我專門賣給中國人，從電話簿找出中國人的家庭，然後挨家訪問。是誰想到的我不知道，不過倒真是個好主意，而且賣得也不錯。按個門鈴，遞上名片，如此而已，也就是所謂有一種同胞之誼……」
有個東西突然把我腦子裡的鎖打開了。
「我想到了！」
「真的？」
我把想起的名字說出口，原來他是我高中時代認識的中國人。
「我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會以中國人為對象推銷百科全書。」
當然我也不知道。在我記憶裡，他家教不錯，成績甚至在我之上。在女孩子之間也頗受歡迎。
「這是一段又長又暗淡的平凡話題，不問也罷。」他這麼說。
我默默點點頭。
「我為什麼開口叫你？一定是一時迷糊不知道在想什麼。或許因為我生來就缺少自我憐憫的能力。總之打攪你了吧？」
「不，沒關係。沒什麼打攪的。」我們越過桌子四目相對。「哪天我們再見個面吧。」
「那麼我差不多該走了。」他一面把香煙跟打火機收進口袋裡一面這樣說。「不能老在這裡賣嘴皮子，還有其他東西要賣呢。」
「你沒帶簡介嗎？」
「簡介？」
「百科全書啊。」
「啊。」他含糊地說。「現在沒帶，想看嗎？」
「想看看。」
「那麼我寄到你家好了。請告訴我好嗎？」
我從手冊撕下一頁，寫上住址交給他。他把紙工整地折四折收進名片夾裡。
「相當不錯的百科全書，照片很多，一定很有幫助噢。」
「不曉得要再過幾年，不過等我有錢的時候一定買。」
「那真好。」他的嘴角再度露出選舉海報照片似的微笑。「不過那個時候恐怕我已經跟百科全書絕緣。下次說不定去拉人壽保險，而且也是以中國人為對象
。」
５.
一個超過三十歲的男人，如果再以全速撞上籃球架，再一次枕著皮手套在葡萄棚下醒過來的話，這次我會說些什麼呢？不知道。不，或許我會喊道：喂，這裡也不是我的地方啊。
我是在山手線的電車裡想到這點的。我站在車門前面，手握著車票以免遺失，眼睛越過玻璃望著窗外的風景。我們的都市……那風景不知為何使我心情暗淡。都市生活著彷彿例行公事般陷入那熟悉、混濁一如咖啡果凍般的幽暗中。無邊無際地擁擠排列的樓房和住宅，朦朧而灰暗的天空。一面噴著廢氣一面排成長龍的車隊。狹窄而貧窮的木造公寓（那也是我的住宅）窗上掛著古舊棉布窗簾，那背後即是無數人的營生，自尊與自我憐憫的無止境的振幅。這就是都市。
這種掛在車內的一張廣告沒有任何差別。為了新的季節獻上新的口紅的一句廣告詞。找不到任何實體。被買空賣空支撐著繼續膨脹的商人的巨大帝國……。
「這裡，」她說：「差不多也不是我該呆的地方了。」
中國。
我讀過無數有關中國的書。從《史記》到《中國的赤星》。雖然如此，我的中國只不過是為我而存在的中國。或者是我本身。那也是我自己的紐約、我自己的彼得堡、我自己的地球、我自己的宇宙。
地球儀上黃色的中國。今後我可能不會去那個地方。那不是為我而存在的中國。我也不會去紐約或彼得堡。那也不是為我而存在的地方。我的放浪將在地下鐵的車子裡或計程車的後座上進行。我的冒險將在牙醫的候診室或銀行的窗口進行。我們什麼地方都能去，什麼地方也去不了。
東京。
然後有一天，在山手線的車廂裡，連這所謂東京的都市，也突然失去真實性……對了，這裡也不是我的地方。語言終將消逝，夢也將破滅。正如那原以為會永遠延續下去的無聊青春已經不知消失何方一樣，一切都將逝去。在消失無蹤之後，所剩下來的，大概只有沈重的沈默和無限的黑暗。
謬誤……謬誤，正如那位中國大學女生所說的一樣（或者如精神分析醫生所說的），或許結果總是欲望的相反。到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所謂的出口。
雖然如此，我依然將過去做為一個忠實的外野手的些微自豪收進皮箱底下，坐在港邊的石階上，等待著空白的水平線上，可能會出現的開往中國的貨船。並想像著中國街道上閃著光輝的屋頂，想像那綠色的草原。
因此我再也沒有什麼恐懼的。正如高飛犧牲長不怕內角球、革命家不怕斷頭臺一樣，如果那真的能實現的話……
朋友啊！
朋友啊！中國實在太遙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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