患難見真情，香港變陌生
「沒有被禁錮的城，只有不離開的愛。」——武漢肺炎肆虐逾月，人命關天，全國各地先後有近6,000名醫護人員趕赴湖北支援抗疫工作；但千里之外的香港，有醫護工會發起聲稱逾9000人參與的罷工，圖迫使特區政府「全面封關」隔絕內地人，防止疫情在港蔓延。沙士（SARS）的慘痛教訓的確歷歷在目，「自救才能救人」也是人性使然，但連日的「罷工」及「封關」紛爭夾雜不少情緒和偏見，有的高舉「政治正確」，有的綁架「道德綁架」，實在難以聚焦科學討論，更令香港相形見絀。失卻昔日耀眼的理性、友愛和包容，香港雖尚未封關成孤島，心態上卻已自成孤島了。
相信有人會馬上反駁，「不要『道德綁架』香港人，也不要『道德綁架』香港醫護」云云，甚或有人會揶揄，「這麼大愛，你『道德綁架』自己好了，支持你去湖北抗疫，也支持你到病房體驗前線壓力」等等——這種情緒宣洩，可以一笑了之，但無助於討論甚至解決問題。不過，關於「醫護罷工」的論爭，我們倒可以從「道德綁架」說起。
誰綁架「道德綁架」？
所謂「道德綁架」，意指人們以道德的名義，利用過高甚至不切實際的標準，來要求、脅迫或攻擊別人，從而左右對方行為。在「醫護罷工」的論爭背景下，當「醫管局員工陣線」提出「全面封關（促請政府拒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）」否則發起工業行動後，「拒絕道德綁架」便成為醫護罷工的最大底氣，更是支持者反駁行動被指「置港人生死不顧」的最強理由。
他們最初的邏輯是——救人是醫護職責，但當政府未能做好防疫工作，卻要求醫護抗疫，等同推他們白白送死；然而，「醫護」不必然要為「救人」而「送死」，「醫護」也不必然要為「救人」而放棄爭取自我保障的權利，因此，「醫護」可以為了「不送死」而「不救人」地「罷工」，所以，人們也不應該以任何約定俗成的職業道德或倫理道德為由，反對甚至責備醫護罷工。
為了強化「醫護罷工」的道德合理性，支持者還動員市民在社交媒體「手動轉」（分享貼文），為行動進行「道德鬆綁」——「本人在此聲明：無條件支持前線醫護包括罷工的任何決定！醫護都係香港人，都係得一條命，無必要為無能政府犧牲自己！」——「政治正確」也好，「同生共死」也罷，確實沒有太多人會「不近人情」地指摘醫護罷工是「自私」或「怕死」，而只要「應被救」的市民也認為「不被救」不是問題，那麼為了罷工而「不救人」的醫護就沒有問題了。
穩住了支持者、減少了反對者，下一步是推進「醫護罷工」的道德正當性——「罷工」不只是為了自己「不送死」，更是為了令全香港人都「不送死」；因為香港公營醫療體系早已不勝負荷，一旦武漢肺炎大規模散播，後果不堪設想，故只能以絕望手段迫使政府從源頭堵截病毒——正如「醫管局員工陣線」主席余慧明在召開會員大會決議罷工前夕（1月31日）強調，「醫護不想罷工，是政府逼我們去絕境」；至工會於上周六（2月1日）以3,123票贊成、10票反對、23票棄權通過將於今日起（2月3日）罷工五日的決定後，余慧明也一再重申罷工是「被政權逼出來」，她甚至哽咽道：「為了讓香港有未來，我們別無他法。」
一聲聲「醫護無奈」，一句句「罷工救港」，「醫護罷工」成功從「道德綁架」站上了「道德高地」—將迫使政府「全面封關」以維護「港人未來」和「生命安全」，是或成自己義不容辭（或迫於無奈）的責任。然而，回過頭來思考何謂「道德綁架」，罷工發起者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「道德綁架」了醫護人員、普羅大眾及特區政府？甚或，大家是否都被「道德綁架」所綁架了呢？
以「醫管局員工陣線」於1月23日、當香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後發表的新聞稿《政府無能，港人自救》為例，文末提及「現在香港出現確診病人，完全是港府管治無能而引入已知病毒，此乃人禍，並非天災」——以此邏輯，至今除內地外已傳出疫情的近30個國家和地區，包括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瑞典、俄羅斯、日本、台灣及新加坡等地的政府，是否都因為「管治無能」而導致「疫症人禍」？只是，全球化的發展，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流物流交往頻繁，和傳染病的迅速擴散息息相關，我們是否能簡單地歸咎政府、讓他們背負「送人去死」的「道德罪名」？
再如新聞稿中又提到「為挽救香港市民的性命，醫護必須集合所有力量向港府施壓」——這又是否把「挽救市民性命」與「所有醫護力量」作「道德捆綁」？
其實，判斷個人或群體是否「道德綁架」有兩大前提，一是其有否達到最基本的「道德責任」，二是有關「道德標準」是否過高或不切實際；如果無法達到有關底線卻又動輒就把什麼都稱之為「道德綁架」，那恐怕這社會就不再需要「道德倫理」了。
誰都無法否認，相對其他職業而言，醫生和護士的確享有較崇高地位，因為他們從事救急扶危工作，這工作在社會發生醫療危機時尤為重要；不管是社會賦予他們的，還是他們自覺扛在肩上的，這就是他們基本責任。如果未能好自己，就駁斥別人「道德綁架」、甚至有意無意地綁架了「道德綁架」，並且以不容商討之姿脅迫政府接受自己訴求，這等同把香港市民的衞生權益當作政治抗爭的手段，恐怕已超出其責任範圍。
確實，在深陷二元對立的當下，我們很容易基於某種情緒而對異見人士進行「道德指摘」，也很容易因為某些信念而指摘對方「道德綁架」；然而，問題不在於我們應否或怎樣指摘和自己持相反意見的一方，而在於我們能否用同一套「道德標準」來衡量各方。
誰高舉「政治正確」？
可以設想，上述內容或許會惹人非議，因為在修例風波過後，它極其「政治不正確」，甚至會被「揶揄」是另一個平行時空的「政治正確」——即為避免對「藍絲/政府/中央」造成冒犯的意識，而在當下「唯黃獨尊」的時空中，不冒犯「黃絲/本土/民主」似乎比較「正確」。只是，《香港01》從來都不是「藍」也不是「黃」。
誠如沒有人敢不近人情地提出醫護就應該站在抗疫最前線、或者不合時宜地指摘醫護罷工是「自私」或「怕死」一樣，就算心裏時不時冒出個小聲音在反問「醫護罷工好似唔係咁好」，但大多數人在需要表達意願的大多時候，仍然選擇了「跟大隊」——堅決站在無論是政治或道德都「必然正確」的一方，即支持醫護為了「不送死」和「挽救香港市民」而罷工。
當支持醫護罷工是「政治正確」的，醫護所為也都是「正確」的，那些提出質疑的就是「政治不正確」、甚至是「錯誤」的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，當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上周六出席港台節目《星期六問責》談及醫護罷工一度哽咽落淚、稱擔心他們的情緒、安全及公立醫院的服務質素時，坊間普遍質疑陳肇始是「貓哭老鼠」，又揶揄她應親臨病房體驗前線壓力；然而，同日「醫管局員工陣線」主席余慧明宣告罷工、同樣因為一時感觸而哽咽落淚時，不但沒有人質疑她的流淚到底是真誠還是假意，甚至有不少市民為她而動容、紛紛留言答謝。本文無意探討誰真誰假，更值得思考的，是問題到底出在哪裡？信者恆信，疑者恆疑，而智者只講證據，但是，我們的社會，還能理性冷靜地講證據嗎？
充斥着政治偏見，煽動着政治情緒，不同的政治利益群體都試圖透過不同的政治事件，迫使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服膺於這種「政治正確」，藉此鞏固反修例風波所搶佔的政治地位。在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中「不戰而勝」的泛民主派，從反修例運動中嘗過被「政治正確」帶着走的「碩果」後，在「全面封關」的論爭中自然主動「政治正確」—諷刺的是，他們一邊廂支持醫護罷工這「政治化」行動，另一邊廂又怒斥特首林鄭月娥拒封關是「政治化疫情」。至於受特區政府及反中情緒所「拖累」、在區選中潰不成軍的建制派，似乎也學會了「政治不正確」的教訓，個別大黨在「全面封關」的問題上，更是緊跟「民意」，令民粹繼續發酵。
問題是，連林鄭月娥也在兩種時空的「政治正確」中搖擺不定，分析指她可能於反修例風波後「有心魔」，擔心從緊防疫會惹起「政治化」炒作，卻忽略抗疫最根本的戰略是「安民心」，不但導致特區政府反應滯後，反而令「政治正確」的抗爭有機可乘，使得當局進退失據。
例如，2003年經歷沙士一役，當局為鼓勵潛伏在社區內的非本地病患接受治療以免傳播病毒，決定不再向法定的急性傳染病患收取費用；這施政原則和政策方針本身無可厚非，但當港府日前（1月28日）重申武漢肺炎的非本地病患可豁免醫療收費後，旋即引起市民不滿、擔心鼓勵內地病患湧港求醫，林鄭月娥就馬上推翻過往政策，宣布會向有關病患收取費用，以免製造誘因——殊不知，國家醫療保障局早已公布確診及疑似的武漢肺炎病患可藉醫保報銷，而醫療費用也全由內地當局負責。有趣的是，鑑於世界衞生組織上周四（1月30日）宣布將武漢肺炎列為「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」，而根據《醫管局條例》，有關病患入住公立醫院毋須繳付醫療或住院費用，倘繼續向非本地病患收費，或牴觸該例。
誰喪失科學專業？
值得注意的是，並不是說支持「全面封關」的，就一定是基於「政治正確」，但當我們討論有關防疫措施時，一定要用科學說話。
「防疫政策只可基於科學，包括政治在內的其他考慮必須摒棄。」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、世衞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合作中心創立總監梁卓偉，曾多次在記者會上強調這項重要的防疫原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支持這個「非政治」論調的專家和市民，同時也支持「醫護罷工」以迫使當局「全面封關」，在他們看來，「全面封關」就是「基於科學」的考量。
然而，只要細看「醫管局員工陣線」等多個自反修例運動應運而生的工會組織，最早於1月22日發表的聯署聲明，足可見「全面封關」這訴求少不了耐人尋味的政治含義，而所謂「科學考量」也有欠全面。首先，他們所謂的「全面封關」，其實只是「拒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」，因為疫情已擴散至全國各地，若要防止疫情在港蔓延，必須從源頭（內地）隔絕病毒，故要阻止所有有可能受感染的內地人入境香港——即只針對內地人。
然而，有可能傳播病毒的入境者，就只有內地人嗎？在農曆新年期間曾經回鄉探親的30萬香港人、數十萬每日因工作來往兩地的香港人，其感染病毒的風險，就一定比內地人低嗎？如果兩者皆是，當中的科學理據是什麼？無可否認，香港醫療水平較很多內地城市先進，普遍而言香港人的衛生意識也比較高，但是，這就能作為他們完全不會傳播病毒的理由嗎？
其實，自武漢封城後，內地當局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眾外遊，加上民心虛怯，以往在農曆新年期間所出現的人員流動已經大幅減低。據特區政府統計，新春期間的跨境人流中有超過七成是香港居民；而當港府於1月30日凌晨起實施「局部封關」後，入境的內地旅客人次更分別由1月29日的27,780人次，遞減至1月30日的19,555人次、1月31日的16,058人次及2月1日的13,382人次，分別佔總入境人次的11.8%、12.2%、11.4%及9.7%。
試問，其餘那超過七成的香港大軍，就一定比這一成多的內地人健康嗎？誠然，從人道角度，即使那些香港人存在感染武漢肺炎風險，我們也不可能對他們置之不理、要求他們滯留內地，但我們也絕不能斷言，他們一定不會帶來社區爆發的危機，又或者言之鑿鑿地斷定只有內地人才會令疫情在港擴散。
另外，翻查「醫管局員工陣線」首次提出「全面封關」、即1月22日當天的確診數據，當時全國確診547例，當中有444例集中在湖北，其次分別是廣東（26例）、北京（14例）、浙江（10例）、上海（9例）等等；「醫管局員工陣線」基於此確診規模，提出全面「拒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」——按照有關邏輯，截至2月1日，與香港交往頻密的日本、泰國、新加坡、韓國及澳洲等，已分別確診20例、19例、16例、12例及10例，香港是否應該更主動積極地「真全面封關」、全面孤島化，即不管旅客來自什麼地方，都不再容許任何人士出入境？
無可否認，從公共衞生角度而言，全方位的「全面封關」可能是隔絕疫情的「最理想」方法；然而，在現代醫療環境中，起碼從香港過去二十餘年來經歷過禽流感、沙士、豬流感等疫症的經驗而論，卻從未需要因此而實施「全面封關」，因為當局制定公共衞生的策略時，必然需要考慮多方因素，當中必須衡量「全面封關」所造成的社會成本與所面對的疫症風險是否相稱，也必須顧及任何措施在實際操作時的必要性及可行性，而不是藉着市民對疫情的恐慌，鼓吹排外的仇恨情緒、發動激進的政治行動、主張極端的防疫措施。換言之，在「絕不封關」與「全面封關」之間，還存在很多可行方案、會帶來不同效果，不應簡單地一刀概論。
疫情持續肆虐，大家更應該秉持科學精神，要求當局時刻掌握形勢、緊密披露事態發展，再因應每天的變化，研判究竟「怎樣封關」，又應該「封多少關」。當局甚至應該對「全面封關」持開放態度，與各方專家坦誠交流，從而制訂一系列衡量疫情嚴重程度與相應防疫抗疫措施的對照表；一旦情況惡化至生死存亡的關頭，香港恐怕不止要「全面封關」，更需要實施「全面宵禁」等極端措施，從各方面禁止市民之間的社交接觸，以免大家一起「攬炒」。
香港公營醫療體系超出負荷是殘酷現實，醫管局管治流弊叢生也亟待改革，前線醫護長期人手不足、壓力面臨「爆煲」、憂慮沙士重演等等都很值得理解；然而，控制人流、全面封關和醫護罷工，是三件本質不同的事，根本不應混為一談，更不應放棄理性、科學、專業。
從「討厭政治」到「熱衷政治」的香港人，不可能看不出是次「醫護罷工」所滲透的政治意味，是企圖延續自修例風波以來所鼓吹的「反中」情緒和「區隔」思維。無可奈何，一個香港堅持與內地區隔的政治群體已經誕生，出於政治現實的考量，他們很醒目地不再自命「港獨」，但面對香港社會的諸多問題時，仍然會錯誤地把所有不滿轉嫁到主權層次，再透過各種魯莽行徑發洩不滿、通過激進手段脅迫當局。撇除所有現實考量，他朝有日，當這個群體完全令香港變成失卻理性、友愛、包容的孤島，那又是我們想要的香港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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