冼村給圍住拆遷未開始

黃昏，往珠江新城友聚，公車冼村下車，整條村給圍住很長時間，為什麼還未開始清拆？近馬路的房子大多人去樓空，有些的臉蛋已給拔去；圍板換上幸福洋溢的新圖片，寫著「生活無憂...補償更優...」。掛在樓宇外的紅布黃字直幅則寫著：「我委托：請盡快把我的房子拆完，保證早日回遷。」對著大路有一幢新建的大樓，原來是冼村改建老人臨時安置樓，所有這些都給人一個印象，改建要開始了，破舊立新，髒亂的城中村要變成現代新社區了。事實是因為尚有幾百村民留守村裡，不肯簽約，所以說拆說了幾年，仍然未能拆。如今，冼村每個入口都有些保安狀的人守著，近大馬路的出入的人較少，但轉一個彎，卻見到村裡仍然燈火通明，還有很多小攤販在賣肉菜與熟食，可見仍有不少人住在其中。

這是兩年多以前網易在廣州亞運舉行前的報導：「石牌以南，獵德以北，楊箕以東，員村以西。在空間概念上這就是冼村，一個有宗族祠堂的群體村落。現在這裏大興土木，所謂城市CBD的珠江新城正在崛起。冼村，靜靜的躺在廣州CBD中。咫尺之隔，與珠江新城是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和其他城中村的特徵一樣：頭頂一線天、握手樓、陰暗狹窄的過道，還有一口池塘。但是，冼村的地理價值是得天獨厚的。隔三岔五就有拆遷的報導見諸報端，可是，村子裏生活依舊，店照開，房照租，完全沒有搬遷的跡象，整個拆遷進展緩慢，很緩慢。冼村拆遷遇到的最大阻力，就是自留地物業的收益透明度問題。這個城中村最普遍的難題在冼村尤其突出。」

今年七月中，《華廈時報》又探討這個問題：「與楊箕村等其他城中村留守村民爭取增加補償的訴求不一樣，冼村的留守村民集體希望『先治村官再拆屋』。走訪冼村，記者發現村內6層以上的房屋比比皆是，有些則達到9層半。據悉，市政府規定村宅基地地上的建築不能超過4層半，村民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紛紛加建，當時只需要繳納幾萬元罰金，而往後的出租回報金額很快則填補了罰金成本。

「然而，讓留守村民不滿的是，在冼村征地拆遷補償過程中，加建建築的補償則存在不同標準的情況。『說白了，與村委會領導有關係的，加建部分都能算進回遷範圍內，我們有些當年交了罰金的卻不能‘入證’，只有一次性補償，不能按面積回遷。』冼英(化名)在接受採訪中一直強調村裏的『不平等待遇』。『有一棟9層半的是村長直系親屬的房子，加建部分全都納入了回遷範圍內，我要是他也會早早地簽約。』盧定泉(化名)為此憤憤不平。

「此外，要求公開天河村村辦企業賬目明細和公平選舉村委會領導，是留守村民拒絕簽字的頭等訴求，這些也是村委會與村民多年以來的宿怨節點所在。『這麼多年來，冼村實業有限公司都沒有公開集體資產、集體物業的收益，集體財務的明細賬目被村裏的領導牢牢握在手裏，說是‘商業秘密’。』冼英稱，在村民眼中，村集體經濟實行的是股份制，作為股東，村民應該有權利知道這些公開信息。因此，多年以來，像她一樣為了爭取公開村委會集體賬目明細的村民有很多，但都無疾而終。

「有村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，多年以來，相當數量的村民對村領導的所作所為表示不滿，他們通過調查訪問、搜集證據，形成了一篇又一篇控訴村領導涉嫌違法違紀的材料，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情況。村民將上述請求無法實現的原因歸結到冼村中『一家獨大』的家族式管理問題上。『村長當了三十多年，他的家族已經滲透到村委會的每一處，即使有異議也沒辦法，我們沒有公平選舉的機會。』60歲的冼村村民盧老伯已經簽了同意拆遷的合同，但每每談及村委會的領導能力，盧老伯只顧不斷地搖頭和歎息。『村民都知道改造拆遷是對城市發展有利的事情，我們肯定會支援。但如果將村民的生命財產交托給不能讓人信任的村集體領導班子，誰會答應呢？』村民冼瑞華(化名)告訴本報記者，『我們要的不僅是錢，三百多名群眾會為了這些訴求繼續堅持。』」